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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晚清蕃烟

鹤壁网络警察 2018-06-06 13:42

我在京都住的地方临近大谷大学,简直天天都途经。这是一所范围不大的佛教私立学校,前身是东本愿寺的修行所,1901年改编为古代大学。经由了一百多年的发展,全校师生全体加起来也不超过五千人,主校区十几分钟就足够绕一圈。但大谷大学图书馆素来驰誉在外,除了神田香岩“容安轩”、神田喜一郎“佞古书屋”的善本古籍外,还藏有北京版《西藏大藏经》一部,为庚子事变时僧人寺本婉雅从北京失掉。

1900年义和团活动过后,在满目疮痍的安宁门外,寺本目击黄寺、资福院的喇嘛流亡多少尽,佛像被军人损坏,两寺境内一片散乱,“惨怛如修罗场”。但他惊喜地发明两部大藏经居然保留完好,就和主持喇嘛谈商讨买下。主持正苦无米下炊,没怎么迟疑便一口许可。两部大藏经运到日本后,黄寺所藏明版更为优美,遂被给日本天皇,后转归东京大学从属藏书楼,但却阴差阳错地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化为灰烬。反而是价值略逊的康熙版坦然存于大谷大学,共计一百零六函、一千一十六部佛经至今无恙。

走出晚清蕃烟:一位日本僧人的西藏生死书

出发前夕寺本婉雅(左一)在北京公使馆

寺本对日本佛学、藏学研究的奉献尚不止于此。1915年,已回国在滋贺县镜山隐居多年的他得到南条文雄、?亮三郎的强力推举再度出山,受聘为大谷大学教学,兼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,传授藏语和佛教学。这是自1877年日本现代大学系统树立以来,第一次有人开设藏语课程。除了教养以外,他还著有《于阗国史》《新龙树传研究》《西藏语文法》,译作有《异部宗轮论》《十万白龙》等。

从1898到1909年间,寺本曾三次横穿中国,在西藏、青海、内蒙古等地游历,并长居雍和宫、塔尔寺、扎什伦布寺研读藏文佛经,留下了数目可观的日记。在1940年逝世前,他曾吩咐儿子寺本昌雄道:“人间间无论何事,都只有一代的期限。日记这样的货色在我死后,还是尽快当废纸处理或者卖给古书店吧。”所幸其子未遵守遗言,1974年《藏蒙旅日记》经横地祥原编辑由东京芙蓉书房出版,咱们今天能力一窥这位日本僧人西行“取经”的种种细节。

明治末年,西藏在日自己眼中仍是遥远且危险的“机密国”。第一个达到拉萨的僧人河口慧海1903年回国时,曾引发日本媒体的集中报道,回升为主要公共事件。有人猜忌他是在冒名行骗,根本没有去过西藏,直到河口展现大批藏地佛像、佛经和动物标本时才平息质疑。寺本的出发时光比河口还早两年,他是1898年作为京都本愿寺派出的僧人动身的,出发前也已积毁满身,包含判断他只是博虚名的“轻薄儿”这样的酷评。

6月30日寺本婉雅从京都站出发,当天只有真宗大学(大谷大学前身)的生徒们赶来送行,父亲保持送他到大阪梅田上车。7月2日的最终分别如同生离死别,“是否再次踏上故国的土地,不得而知。”他在神户登上日野号军舰,7日下战书到达上海。在船舱中他就据说上海的日本人居留地甚是“不洁”,当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,映入眼帘的第一个画面恰是喧嚣凌乱的黄浦江码头。

走出晚清蕃烟:一位日本僧人的西藏生死书

大谷大学藏西藏《大藏经》

在仲夏闷热的上海,寺本婉雅亲自阅历了一次中西方风气观念抵触。起因是法租界工部省旁有一处宁波棺庙,在上海营生的宁波人逝世后将棺木移于此,等到选好良辰吉日、勘验墓地风水、土处所位后再入土为安。但出于各种起因,有时棺木一存就是十多年,导致尸骸腐烂、臭气熏天,引发邻近法国人的极大恶感,他们多次向上海道台申请处置皆得不到回应,遂派水兵强即将棺庙的墙壁破坏。占到上海人口的三分之一,总数达六十万的宁波人被彻底激怒,他们以罢市相回应,终极演化为社会动乱。

寺本以为法国人的恼怒“不能说毫无情理”,私家或家族好处总不能以侵害公共卫生为代价,他认为清国人“眼中只有私欲,毫无公共观点,他们受到文化水平更高的国度践踏,无足怪也。”此事件加深了他的见解,即这个国家的人生涯程度太低,贫民太多,只关注面前,至于“国体如何、政治如何等等,彼等一无所问。忠孝、节操、信义,彼等亦绝不介意,只有获利,虽奴隶亦可为之。从基本上来说,清国人和犹太人不什么分辨。”他认为要重塑清国人的精力内核,抢救破落的东方帝国,首先必需在此传布日本净土真宗版的佛教。

走出晚清蕃烟:一位日本僧人的西藏生死书

大谷大学藏西藏《大藏经》

虽然日本佛教来源自中国,寺本却在通过视察后认为,受明代禅宗和清代喇嘛教的双重影响,今天的中国佛教在所有虚空实践的浸润下,已经沦落为念佛祷告、咒力诅诵的现世神秘主义,缺少超出性力气:“假如说中国当初已经毫无宗教,恐怕亦非过言。佛教早已衰败,腐朽渗透骨髓,毫无匡救之盼望。各地寺院虽存,只空留形骸。伽蓝巍然矗立,寺院境内辽阔,即便在一座小城里,也能追怀昔时佛教隆重时的陈迹。然而僧侣之无学令人震惊,即使是稍解文字、稍通数理之人,亦寥若晨星。”但鉴于清国目前内忧外患,局势危若累卵,在布教时最好“以唤起清国人之同情心为最必要之事。”

报着这样的设法,7月末寺本分开上海前往北京途中,一有机遇便尝试与清国人笔谈,并乘机传教。他的第一个实验品是在船上碰到的底层读书人,在寒暄了一番,表白了儒教是一种学术,而非一种宗教的基础破场后,他先阿谀道“弊国仰教孔子、孟子,与贵国同矣”,接着话头一转,突然声称日本今天“达文明之域,能与西洋诸国拮抗,为东亚之文华,则由佛教之存也,贵下认为如何乎。”这番僵硬的转折让对方无言以对,应付了“所论极是”四个字后笔谈便到此结束。

1899年初在北京顺利取得到入藏通行证后,寺本回到上海,筹备沿水路向四川甘孜打箭炉进发。3月13日,他与曾经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会见,后者未几前由于参加戊戌变法被褫夺公职,隐居海上客舍,颇为潦倒无欢。寺本婉雅感到文廷式的气度宏量异于凡人:“博学多识、读破藏经、粗通佛典,据说还虔信佛教。”文廷式向他讯问了日本净土真宗与中国净土宗之间的差别,并对日本僧人能够食肉授室一事表现了理解,开明派官员的底色依然不减,寺本则表明此行的目标:“我本愿寺深感东亚时局也,奋发以欲传道佛教于归国焉…非有它意矣。”

几天后,寺本溯长江而上,沿途看到的是巫教的怪力乱神、士兵的专横跋扈、喇嘛的游堕无行。5月30日他到达宜春,即时根据本人一年来的见闻,提笔用汉文致信四川总督奎俊,提出了十五点改造倡议,包括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权分立,学习欧美军事轨制,铺设铁道,开采矿山,缔结中日同盟,派有为青年去海外留学,改革儒、佛、道教的诸项弊病,等等??在戊戌变法刚失败,政局全面开倒车之际,日本僧人这封分歧时宜的投书,天然是得不到任何回应的。

8月到达西藏的门户巴塘时,寺本婉雅遭受重大打击。固然他持有北京政府颁发的入藏证,却被当地官员严辞谢绝,称本国人一律不得再前进,以防“损害黄教空门。”不愿废弃的寺本在当地滞留一个多月,直到因水土不服发动了高烧,才无可奈何地打道回府,第一次清国之行就这样以失败告终。不外他也塞翁失马,翌年义和团事变暴发,寺本受陆军第五师团之召,作为随军翻译开赴北京,才有了后来得西藏大藏经之事。

走出晚清蕃烟:一位日本僧人的西藏生死书

《藏蒙旅日记》

(日)寺本婉雅/著、横地祥原/编

芙蓉书房1974年版

1901年7月待到清国的排外思潮稍加平息,寺本婉雅也踏上了第二次入藏之旅。这次他抉择了北边的陆路,先到北京雍和宫,1902年10月出发向西而行,经内蒙古、青海逛逛停停,两年半后才到达拉萨。在缺食少水的大西北,常有危险的野兽和蛮人出没,偶然可见牵着一百多头骆驼,结伴将关内的洋布、绸缎卖往兰州的行商,“他们二十人一组,每人都手持铳器。”中国行商最强劲的对手是俄国商人,寺本认为“俄国在蒙、甘、陕诸省蓄积强盛势力,实非久而久之之事”,而是沙俄帝国东方经营的一局部。新兴的英国势力也从印度、西藏参与新疆与青海,与俄国发生不少摩擦。

处于各方势力交汇之处的蒙古外八旗,早已失去几百年前横扫欧亚大陆时的不堪一击之势。寺本看出根本问题是明清两朝藏传佛教的风行,它一方面克制了蒙古的人口增加,导致旷漠旷野上人烟稀疏,“孤村寒家,情景令人心生恻隐。”更重要的是,藏传佛教通过渲染地狱的可怕消除了蒙古人的杀害本性,导致他们临战畏缩,除了崇佛外不知他事,更无社会公共观念,但知保存自家之性命与财产,“此种国民只是一种游民组织”,只能任人宰割。

寺本和游牧民一样逐水草而居,每日饮黑茶,以牛羊肉裹腹,1904年8月到达青海塔尔寺,并一待就是半年多。他在这里逐日烹羊自炊、研读藏文佛经,曾在日记中写道:“冬夜,月如冻。天地纯白,万物寂寥,心入于菩提之道。觉吾心之小宇宙与真如法性之明月通融,即实体之大宇宙也,天空海阔,快适不可言。”在这样澄明的修行状况中,他将苯教经典《十万白龙》翻译为日语,手稿被寄到北京,两年后在东京出版。1905年5月,在历经了七年的远征后他终于到达拉萨。

走出晚清蕃烟:一位日本僧人的西藏生死书

洵亲王、顺承郡王赠寺本婉雅照片

在第二次旅行邻近序幕时,寺本的政治态度产生了奥妙的变更,内陆十八省人的世俗与自利切实令他扫兴,他已经不愿再提日清联盟,转而宣传“佛国”西藏解脱清政府的把持,与日本联手抗衡英俄为代表的西方权势。这个主意的雏形是塔尔寺期间的“东亚佛徒一源同流”论,1908年在五台山谒见达赖喇嘛时他进一步表明,佛教只存在于日蒙藏“三国”,佛教徒当下急需遇上文明世界的发展潮流,这样才干“让佛陀的光亮彻照十方。”作为进步国家,日本帝国岂但需承当这一东亚佛教大结合的重担,而且也是东亚和平的保障。

就这样,寺本婉雅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观察,不自发地与日本军部的满蒙藏政策若合符节。在1906年底开端的第三次藏蒙之旅进程中,先是日本陆军福岛安正中将赞助了他一笔资金“购置有关西藏的参考书”,后来政客大隈重信、军人儿玉源太郎也公然表态支撑他的探险火车。在寺本前往五台山带给达赖喇嘛的福岛信中,呈现了“贵敝两国,即同种同教友情之情”的句子,种种迹象表明在辛亥革命前夕,日本军部试图应用慈禧去世的政治充实,踊跃辅助西藏摆脱中心政府的节制。

在停止了政治颜色最为浓重的第三次旅行回到家乡京都后,寺本婉雅一心研讨起藏语跟藏传佛教,临时阔别人事。但依据横地祥原编的年谱,1939年日本全面侵华期间,他再次受伪满洲国政府、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邀请做宗教工作,但详细的细节不得而知。布教与政治,取经与军事的关联纠缠不清,斟酌到上述种种,就不难懂得寺本婉雅生前为何不乐意出版这今日记了。

走出晚清蕃烟:一位日本僧人的西藏生死书

吴京昴 本文起源: 经济察看报书评 作者: 尹敏志 义务编纂:吴京昴NN9381